史实的重建与史料的解读
鸦片战争已经过去180多年了，这一百多年里发生了无数影响中国乃至世界更为深远的事件。今天来回顾180年前的历史有多少是当下的人们想要了解的呢？有多少对当代仍有所助益的呢？又有多少是能够在今天仍能产生共鸣和回响的呢？意大利史学家克罗齐曾说过一句耳熟能详的话“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单纯的记录历史事件当然有它的史料价值，把历史置于当时的语境中给予“理解之同情”也值得肯定，但历史学更大的意义在于历史应该通过对过去事件的思考与批判影响今天，而不仅仅满足于象牙塔内的自说自话。茅海建先生的这本《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的再研究》，出色之处在于坚实的史实考订和历史重建功力，摒弃了传统中国史讲究的宣教功能、臧否人物和褒贬忠奸。也在于书中试图用一种“当时的”眼光来考察“当时的”鸦片战争的方法论，这样的努力和见识在当代中国是难得可贵的。其中一些出色的章节，我们甚至可以代入到当时历史的角色中去，接触到当时人们所思所想。这样“以史解史”的做法个人认为更可能接近历史的本原，也更能够去除历史“今天”的色彩，让人耳目一新又为之信服。茅先生在本书的篇幅里，立论的确没有太多的创新：“中国必须近代化，顺和世界之潮流”。这是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国人的共识，也是灾难深重的中国在100多年里得到的最重要（没有之一）的教训。但他最有价值的论述在于，具体在第一次鸦片战争里，在中国终于开始跌跌撞撞地走向近代化的过程中，用坚实的考据说明天朝犯了哪些曾被掩饰甚至被粉饰成荣耀的错误，这些错误今天如何可以避免？导致这些错误的观念如何能够改变？书中的微言大义大致就在于此了。书中用了不少篇幅记录了容易被一般读者忽略的中英双方在观念上的巨大差异。如伯麦奉外相巴麦尊的命令封锁了英国视为生命线的商业航道，认为清朝如此将会不战而降，而天朝同样收回皇恩，主动封锁了海运，理由是茶叶大黄是夷人活命的根本，断绝贸易夷人必死无疑，这让英国人的封锁没有丝毫奏效；比如国家战争、外交的政治大事在中国官员的观念里只是你也过得去，我也过得去，可以私下解决的面子之争。国与家之间，公与私之间，在“家天下”的逻辑下混作一谈；比如巴麦尊给道光帝的照会被理解成“伸冤”和“乞恩”，和战变成了“施恩”与“不施恩”，被人打得无还手之力，在谕旨上仍是皇恩浩荡的“安抚”与“羁縻”；再比如订立和约纠缠在是否进京、是否设立中英联系机构等枝蔓，视为伦理大防，而主动把经济和司法等特权拱手相送。这种认识的差异，暴露了保守昏聩的大清王朝对国际形势是如何的不得要领，在有备而来的英国人面前土崩瓦解的命运不难猜想。西方的列强已经取得了事实上的话语权，大清却还在坚守它那可悲的天朝尊严和逻辑，自说自话的结果可想而知。这些史实可能我们多少都有些接触，但如此赤裸裸的呈现，100多年后的我还是感受到郁结在胸的沉痛。鸦片战争前夜的中国实际上形成了一个静态的、停滞的社会状态。西方的入侵如投石入一潭死水，激起了人们救亡图存的意识，中国传统的士人阶层向具有近代化意义的知识分子转变。书中对中国近代化刚开始转变时刻，作为最敏锐的士人阶层代表——魏源的反应作了一定篇幅的介绍。以往我们提起魏源必说起他的《海国图志》，必说起他提倡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必说他思想解放、积极引进西学。但茅先生用翔实的史料说明，真实的魏源未必是如此坚定的。魏源战前就有儒家的著书，是有深厚国学烙印的典型士人，战争的展开使他开始新的课题研究——编纂介绍外部世界的史地著作《海国图志》，并明确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但在这本书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了“无须师夷也可制夷”的言论，安南的札船，缅甸的木栅都成了克敌的利器，韩世忠黄天荡的大捷成了可资“殷鉴”。其中既有新思想的闪光，也不能忽视旧观点的罗列，这不仅仅是魏源一个人的思想反映，更体现了当时整体士人阶层根深蒂固的儒家传统对近代化进程的抵触与挣扎。犯错固然可惜，但更可怕的是犯错后不思悔改，反而刻意进行抹杀，篡改记忆。历史就像《安提戈涅》中的没被好好埋葬的波吕尼刻斯，时刻惊扰着活着的人们，从这个角度而言“历史从不会消失，它甚至没有从前没有过去”，掩盖与遮蔽只会让历史的幽灵更长久地在我们身边游荡，更深刻的伤害我们的精神和灵魂。傅国涌曾经说道“在民族的集体记忆里不能总是缺乏自我忏悔、自我反省的意识，先行者的教诲不能一再地被遗忘，历史不能一再地重蹈覆辙”。记忆过去，不是为了诅咒曾经的加害者，获得廉价的感伤，而是为了更好的面对未来，面对自己。要真正走出历史阴影，实现社会和解与和谐，要做到的是“不计前嫌”，绝非“不记前嫌”。“不计”是种选择后的宽恕，“不记”是对历史的谋杀。“当历史不再昭示未来时，心灵便在黑暗中行走”，茅先生在书中所作的扎实的努力，是值得关心近代史学科发展和传播的人们真诚鼓励的。鸦片战争发生在典型的东西方文化冲撞碰击的时代，是典型的旧秩序行将崩溃，新时代即将建立的时代，这样的历史背景几乎可以带入每一个大变革的时代中去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讨论，茅先生的鸦片战争的问题意识不无当下社会现实的人文关怀。
愿写历史的人多一些执着，愿读历史的人多一些信仰。
